黑社会一向是人们嗤之以鼻的群体，但台湾却有这样一位帮派大哥，连追悼会都是万人空巷，需要警察维护秩序。

他既是黑道教父，也是爱国枭雄，曾说：“我宁可被共产党管着，也不让台湾被外人拿走。”

这位帮派大哥就是前台湾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陈启礼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在台湾，你可能不知道陈水扁，但是你绝对不可能不知道陈启礼。

陈启礼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帮派大哥，而且是台湾最大帮派的大哥。

他之所以发表出这样的言论，不仅在于他对当下台湾政局失望的态度，更在于他自身的来历。

（陈启礼）

1943年，陈启礼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广安市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从事行政工作。

当解放军隆隆的炮声飘荡在广安山谷的时候，陈家老小随同败退的国民党大军一同逃到了台湾。

暴增的人口使得这个小岛的承载量迅速突破了阈值，很多失去价值的人物迅速沦落至社会底层。

陈父精通法律，很快在当地法院就找到了工作，她的母亲也跟着在法院从事会计工作。

没有了父母的约束，陈启礼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的孩子王，可是还没等他风光多久，他就被送到了国立小学。

（50年代台湾小学）

按理说，学校就应该是读书育人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从大陆随同父母迁移过来的孩子却受到了台湾本地孩子的欺负。

一开始双方谁也不让着谁，孩子们动不动就发生争执，最终演变成动手动脚。但是随着本土老师“一边倒”的政策，很快台湾本地的孩子就占据了上风。

陈启礼的伙伴都是外来户，所以他在这些孩子中能当上“孩子王”，可是进入学校之后，他就要重新开始了。

正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尽管陈启礼身强体壮，每次发生争执时都能占据上风，但总是被老师批评的也是他。

因而，在又一次争闹过后，陈启礼气愤向老师质问道，为何挨罚挨骂的总是自己。

这回老师没有以批评了事，而是打电话将陈父叫到了学校。这下，陈启礼从被老师批评，到被父亲批评。

这件事情过后，陈启礼很是不服气，变得更加桀骜不驯。一次，本土的高年级学生拦在了他的放学路上，非要让他脱掉外套给自己穿上。

陈启礼哪肯答应，挥舞着拳头就朝对方的太阳穴上招呼过去。没想到对方身材高大，而且还有三个帮凶，陈启礼迅速落入了下风。

就在四人对他拳打脚踢的时候，突然冲出的一伙人把对方打跑了。其中一个有着大陆口音的男孩子热心的把他扶起来，其他几人也帮着把他散落的文具放进书包里。

陈启礼感到鼻子一酸，从此多了一个新的”大哥“——孙培德，正是孙培德救了他。

彼时台湾省内帮派林立，在大人看来这不过是小孩子之间过家家，但是谁能想到十来年后，这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将在整个台湾岛内刮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孙培德建了一个帮派，名为“中和”帮，日常工作是向那些本土的孩子收保护费。

但在这过程中，他们经常跟“四海”帮发生混战，原本只是小打小闹，不料在一次意外中，孙培德失手杀了人，最后直接被警方抓进了监狱。

孙培德入狱后，“中和”帮变得群龙无首，谁都想接管这个帮派，于是帮中元老们立刻展开了帮主角逐战。

然而大家实力相当，到最后也没分出个所以然。与其守着旧土，不如开辟新天地。于是，有人自立门户离开了“中和”帮，还有的投靠了曾经的敌人“四海帮”。

眼看着“中和”帮即将解体，身为元老的赵宁主动站了出来，号召大家放弃成见，以较为松散的联盟的形式继续留在帮内，同时因为当时的开会地点在永和市的竹林路，索性把“中和”帮改名为“竹林联盟”。

要知道，松散的联盟和紧密的帮派是不同的。这就像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周天子封国制和秦始皇的郡县制。

前者诸侯有了很大的自主权，而后者则统一接受中央的领导。当初赵宁为了平息内乱不得已采取了妥协的措施，但是一旦有机会他就要重新把权力集中起来。

只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却不是他，而是后起之秀陈启礼。

前面说到有人投靠了四海帮，但在四海帮的好日子并不长，由于四海帮过于膨胀，很快就被台湾当局收拾了一顿。趁着这个机会，陈启礼智勇双全率领部众以雷霆般的速度迅速收割了“四海帮”的地盘。

紧接着，他广收门徒，展开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没几年就达到了数百人之多。

眼看着自己的威望日益高涨，他就学着清太祖努尔哈赤那样设立兵民一体化的“八旗制度”。

只不过他采用的是“红、黄、白、蓝、黑、灰”六种颜色和“龙、虎、豹、狮、狼、熊、凤、鸟”这八种动物。

其中每一个颜色或动物都代表一个堂口，他自认为总堂主，每一个堂口都有堂主、副堂主和护法等职位。

至此，“竹联帮”已经不再满足于收人“保护费”这类的小买卖，而是向着更为广阔的灰色和黑色产业进行拓展。

可是陈启礼毕竟不是努尔哈赤，不管他在帮内如何威风，但是明面上他还要受台湾警方的管辖。

1970年，帮内财务人员陈仁携款逃亡，随后陈启礼就对他下达了追杀令。尽管陈仁找到了警方请求保护，依旧逃不过竹联帮的追捕。

警方指明陈启礼是幕后主使，直接就把他从家里揪了出来，足足判了他六年徒刑。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启礼的故事就此落下帷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陈启礼这段监狱之行，更像是帮派大哥的沉淀。

监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很多大佬都曾经在监狱中接受过改造，只不过这种改造更像是一种思想的升华。

他们冷静下来，通过大量的阅读，去伪存真，总结经验，一旦走出监狱就会提升一个档次。

在这六年里，不管“竹联帮”内如何纷乱，但是在监狱里陈启礼始终如一的进行读书学习。

他知道鱼儿离不开水的道理，所以出狱之后立刻就从事正经生意洗白自己，同时还主动的接受台湾保密局的招安，成为了保密局旗下的一名情报员。

这个时候的陈启礼不仅有政府背景做后台，同时还有合法生意来洗白，光是从这点上看，陈启礼已经超越了很多“帮主”。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80年代，台湾也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陈启礼摇身一变，从竹联帮老大变成了一名企业家。

陈启礼快速的把原有的组织进行企业化重组，同时又学着宋江把聚义厅换成忠义堂这种自抬身价的形式，重新采用儒家词汇设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18个堂口。

从这一点来讲，陈启礼注重形象的提升，外加企业化管理，也使得“竹联帮”脱离了传统的帮派色彩，更像是一个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所作为的集团。

正是这一点，很多台湾的政界大佬才会对他高看一眼，甚至连蒋经国都要借陈启礼的手，去完成一件大事。

起初，陈启礼将这段缘分当成荣幸，殊不知，正是因为蒋经国，陈启礼才踏入了深坑。

当年杜月笙就曾经发表过著名的“夜壶论”。

他说自己就像夜壶，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被丢弃在角落里。

陈启礼显然没有悟透这位“青帮”老前辈的话，结果就接手了一个棘手的案子。

当时台湾的留美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各大媒体批判蒋氏父子和国民党的统治，同时还撰写了《蒋经国传》。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关于蒋经国的描述没有半句好话。蒋经国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口无遮拦的中年人，暗杀的责任就落到了陈启礼的头上。

因为刘宜良在美国的住所被杀，所以美国警方非常重视，很快就把陈启礼等人挖了出来，同时对外公布了在本案中陈启礼和台湾情报局之间的谈话录音。

这令蒋经国非常难堪，立刻就把责任推卸到了保密局汪希苓身上。他下令逮捕了汪希苓和副局长胡仪敏以及处长陈虎门，然后对陈启礼等人下达了逮捕令。

陈启礼并不知情，大大咧咧的回到了台湾，刚一下飞机就被送进了监狱。从这一刻起，他对台湾当局彻底死心，在大赦之后就出走海外做起了新的生意。

他把新家安置在了战火纷飞的缅甸，并且在这里又设置了“竹联帮”的新堂口，通过遥控指挥帮助海外的台商在外做生意，自己则一心一意的从事慈善生活。

只是，每每听到台独势力甚嚣尘上的消息，这位出身大陆，长在台湾，最后又客居缅甸的老人总是忍不住破口大骂：“我宁可被共产党管着，也不愿它被外人拿走。”

此后每次被问及对台湾和大陆的看法时，陈启礼都会坚定回答道：”我是一个中国人。”

2007年10月，陈启礼在香港病故，享年65岁，属于这位帮派大哥的传奇一生，最终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