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师范规定的开学日期,收拾收拾要去上学了。
父亲将家中能够出售的东西变卖一空,总算凑够了上学的费用,当时的学费好像是100多元,我记得到了师范三年级时,学费已经涨到了300多元,但那时的上百块钱和现在的不是一个概念。
还有多余的就给我买了一身新,我是第一次穿上“成品”(工厂机器造)的夹克衫——自己选的,带方块屎黄色;还有“成品”的回力鞋,以往穿鞋都是母亲的“手工造”。衣服和鞋子是在独山街上买的,为了省车费,我和姐姐一路从独山步行近二十公里回到家。
家里穷的连个像样的木箱都没有,更遑论高大上的旅行箱了,买又要费钱,不得已从阿文家借了一只半新的木箱装衣物,它陪了我三年,毕业了才还回。
早晨早起,由父亲送我上学。三叔也早早的赶来了,放了一挂鞭炮,算是为我壮行。
我们用扁担一头挑着木箱,一头挑着脚盆、被褥之类,赶到街边石坐六安方向的客车。那时客车稀少,等了很久才来了一辆。说来惭愧,长这么大,这是第二次到六安县城,连走什么方向都不知晓。
第一次是参加二轮中考。
第一轮中考考场设在独山中学,独山离我家没有多远所以比较熟悉,考试期间就住在当时车站旁边的一座宾馆。讲是宾馆实际上只比我们家条件稍好些,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摆了几张床,就犹如我们住校时睡的大通铺。轮流到卫生间里洗澡,也就是用一只大脚盆放上热水,用毛巾上下擦一擦了事,后面有人在排队催促呢。
第一轮考试入围后,在校集中复习一段时间,二轮考试就要到了。带了几件换洗衣物、复习资料和文具,和同学们挤上学校包来的客车,一路叽叽喳喳地就到了六安城区。下榻的地方是县委招待所,果然还是县城好,比独山那个宾馆条件好多了!房间洁净宽敞,不用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了。饭菜可口,至今对有一味菜念念不忘,你猜是啥?青椒烧豆腐!
有人撇了嘴了,以为是啥大菜呢。我为什么对这菜记忆犹新呢?在家没有吃过青椒烧豆腐吗?不是。家里再穷,这迈菜还是能吃上的,自从吃了这里厨师烧的菜,才知道母亲烧的不科学。豆腐被炕得两面焦黄,特别是辣椒,青翠鲜亮,估计只有两成熟,第一次吃这么生的炒菜。但是配上鲜汁,不但没有吃出生的感觉,反而透出青椒特有的香气,味蕾全开!
母亲也是将豆腐打成小块炕得双面焦黄,但就是青椒炒的太死,看来还是这里的厨师做的菜营养科学——我第一次感到母亲做菜的手艺有欠缺!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稀奇的还不止这些,第一次用淋浴洗澡。掰饬了大半天,才把冷热水调好。考场在哪里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有老师引着,否则连东南西北也辨不清,现在想想大概率可能是在老城北小学。
后来来回次数多了,搞清楚进城路线了:车子经过分路口、武陟山、赛石矶,过窑岗嘴大桥,驰入市内。下车后走了很长一段路,父亲来过六安,但是哪能搞清楚这里的“九拐十八巷”?一路走一路问,到师范学校时已是晌午时分。随便买点东西充饥,等到报名处有人上班后,我在路边看行李,父亲替我去报了名。
说来这其中还有个插曲。报名的时候名字大概是随问随说的,工作人员也不严谨,估计也没细看录取通知书(那时哪有身份证、学生证呢?),在登记时,误将我姓名中间管辈分的字写成了“时”——我们在初中读书时,国家短暂实行过一段“夏时制”,就是在夏季某段将时间向前拨快一小时,作用当然是充分利用光照、节约能源啦。我很怀疑工作人员在登记我名字的时候脑子里在想这茬事儿——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被别人改了名,以至于到现在再也改不过来了。
报过名缴了费找到寝室,条件并不怎么样,青砖房、大通铺,一个房间估计住有30多人。我来的迟了,好位置都被人占了,只好睡上铺。将被褥铺好天也不早了,父亲该回了,我将父亲送到校门外,依依不舍地回到宿舍,才猛然想起,今天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远离父母开始独立生活的日子!而我并没有鸟脱藩篱天高任飞的兴奋感,反而是失落和惆怅……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睡惯了家中的硬板床,不习惯学校里面的钢丝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择床”——总算慢慢适应下来。
师范生活比初中轻松多了,主要是时间上宽松,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晚上上个晚自习,晚自习开始前有一个保留节目——“推普”,推广普通话的意思。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文化传承的重任,要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儿。
为了说好普通话,我们又从aoe学起,目的当然是为了正音——师范生大部分要分配到小学当老师,给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可不能走偏了,这又让我想起我那逝去的Q老师。
有专门的汉语拼音报纸,这报纸除了给我们阅读正音外,还有一个目的可能有些人已经忘了。
那时候电脑已经出现,这玩意儿是欧美人发明的,键盘上全是字母,输入他们国家的文字手到擒来,可是将我们的汉字输进去却是个巨大难题。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绞尽脑汁发明汉字输入法,但据说每一种都有一定的缺陷,所以有一论调甚嚣尘上,就是汉字要走拼音化的路子。我们那份报纸有先行者的味道,当然出了几期后来就停刊了。
上课外的时间都由自己掌控。没有升学的压力,课程内容较为肤浅,考试由授课老师自己命卷,哪有考不及格的道理?
初入学时我还是未成年人呢,所以身上的淳朴味儿还没有消退,学习刻苦、努力。入学第一试——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考了个班级总分第三。我入学时按中考成绩排名在904班43名学生中排在第21。
班主任沈建同老师非常高兴,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一节班会课,老先生跨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名字),谁是×××?”
看着沈老师严肃的表情,吓了我一大跳,第一反应就想:刚入学我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啊?同学们的目光几乎在同一时刻全射向了我,躲也躲不掉,我只得胆怯地站起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见沈老师将大拇指一竖,露出笑容来,“入学排名第21,这次考试第3,是我们班进步最快的!”。听到这话我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感情是要夸我呢,吓了我一大跳,“劳动委员就是你干啦!”。于是,我荣幸地被老先生授予劳动委员一职。
也许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不爱指派人,又不爱受人指派。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分配到劳动任务,是挖校园后面的菜地,当我懒洋洋地带领一帮人到工具房领劳动工具时,只剩几把烂锹头和几只破箩筐。
勉勉强强干起来,三个和尚买水吃,班里人个个也死懒,伸着个水蛇腰,东一锹西一锹地乱挖,要么就是扎堆谈心,太阳都搭上西山了,还有大片土方没有完成,我是干着急没办法,没有谁听我的指挥。学校责怪班主任,班主任训我,我训谁呢?
沈老师对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极不满意,可干部能上不能下,为了照顾我情绪,与生活委员对调,从此换了个闲差,领领饭菜票、发发饭菜票总可以了吧?打这以后又干上了生活委员,直到毕业。
事实上我干生活委员也不行,干啥都是马大哈,你也可以说我淳朴、心无机巧。
记得大概是三年级,有一次我从食堂会计处将全班同学的饭菜票领来,发了一部分却散学了,就将剩下的带回寝室准备找时间再发,把饭菜票往床上一放就走了。
害人之心不能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绝对的信任会带来绝对的伤害!这都是血的教训得到的人生经验啊。
等我再发的时候发现少了九十多块钱菜票,这下慌了神,九十多块呀,可不是个小数目!
食堂是不会承认的,你领的时候当面都一五一十数好的,而且签了字画了押;同学们不会有哪个承认自己多拿或者干脆承认盗窃,怪只怪自己疏忽大意,太相信人。没有法只能向家里求救,害得父母又到处借钱将窟窿补上,从此吃一亏长一智,在本职工作上再也不敢马虎。
国家对我们师范生补助就体现在每月发的饭菜票上。别小看了这饭菜票子,在师范内它可是顶呱呱的“硬通货”。
一开始每月补助标准大概是24元,菜票是红颜色的,有一角、两角、五角,应该还有一元、两元,时间长记不得了;饭票蓝色,有一两、二两、五两;水票绿色,论瓶。吃喝全指靠这塑料印的票呢。
刚开始饭菜便宜,两毛钱的菜、三四两的饭就干个闷饱,打三毛以上的菜那就见到肉了,肉只有猪肉,估计我们同学中间没有几个是回族。
什么荤菜?萝卜烧肉,我现在见到这味菜就有些倒胃口,那时候吃伤了,不知谁编了个顺口溜,“小小筷子抖三抖,该死萝卜水盆中”。不吃不行啊,要么肉炒千张,还是那个味儿。
食堂后面有猪圈,有专门的人员收集起来喂猪。我有一次伸头看看,里面喂了有十几头呢。喂出栏杀了,全体教职员工加餐,每人一张纸质的加餐劵,讲白了就是油印出来后加盖食堂印章儿的小纸片,凭此券可以免费打一份萝卜烧肉或千张烧肉。真是要命!
有些人实在吃腻了,就从家里自带风味小吃放在自己的专用柜子里,包括我。有时候打开柜子一看,空了,就知道被哪位偷嘴猫吃了,实际上柜子是有锁的,只不过锁来锁去嫌麻烦。当然也不生气,因为我们也爱干这个营生,中午打饭的时候提前来到食堂,趁人不备,乱翻人家的柜子,有好吃的就搜刮一空。
印象最深刻的,是楚昭胜老师家的卤菜,那是师范里的“一绝”!食堂门口有一摊位,每天中午、晚上饭点儿师母准时出现在那里。卤鸭、卤蹄脚、卤耳朵皮,一盆汁浓味厚、香气四溢的卤汤。今天就奢侈一下了,狠狠心掏五毛钱或者一块钱,剁一只鸭腿棒或几两卤耳朵皮。卤菜是次要的,总是央求师母在饭面上多浇点儿卤汤,用勺子拌匀了,不知道有多下饭!平时吃饭嚼蜡般的要半个小时,卤汤拌饭顶多十分钟。
刚入学那会儿饭量小,也不知道花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不掉,你要是不添置什么东西,几乎不用从家里拿钱,所以从省钱的角度说,上师范是上对了。正是因为这,城里孩子上师范的很少——已经是“商品粮”户口了,也不缺那几个生活费,师范的诱惑在他们那里打了折扣。我们班中只有两位,其他清一色农家子弟。
饭菜票用不完怎么办?换大馍。每位师范生无不对六安师范食堂的大馍印象深刻——大、白、松、软、香。也不知道有什么秘方,那个可口度,我到今天也没吃到第二家来。
早晨买两个大馍,抹上点臭豆腐乳,就着一两稀饭,吃了个闷饱。人对食物的记忆是深刻的,对给他食物的人记忆也是深刻的,否则韩信哪会去报答“一饭之恩”呢?以至于现在每次买大馍,就想起师范的食堂来。开始两毛钱一个,我们用剩下的饭菜票换上一大包,趁放假的时候带回去,家里的人也是赞不绝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