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八路军许多党政军干部结婚生子，但环境恶劣，战斗频繁，幼儿的抚育成为一个大问题。1941年冬，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联合在荣成县创办了胶东医院育儿所，主要收养无法随军的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
因为形势的变化，育儿所几经迁徙。第二年5月，由荣成县沟曹家村转移到牟海县境内的东凤凰崖村，到了9月又迁至田家村，这时已改名为胶东育儿所。此后，育儿所一直田家村驻留到1948年。
因为处在残酷的战争时期，育儿所的重点不在“育”而在找能抚育幼儿的人，主要是乳娘，因为很多女同志都是刚生产完，就把孩子交给了育儿所。
乳娘的寻找主要在育儿所的周边村庄进行，东凤凰崖村是八路军子女寄居的主要村庄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村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处于乳山、牟平、海阳三地交界处，是日军统治的边缘地带，群众基础良好。
乳娘的选择，主要是通过周围村的党组织和妇救会来寻找。有的是即将给自己孩子断奶的妇女，有的是不幸夭折了吃奶孩子的妇女，还有正是哺乳期的妇女。乳娘分散在育儿所周边五十多个村庄里。
孩子是随乳娘分散在各村居住的，育儿所医务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到乳娘家，为孩子和乳娘检查身体，向乳娘宣传卫生常识，以预防各种疾病。按规定，这样的检查每半月进行1次，每次检查都要直接检查到每个孩子。
育儿所还规定，乳娘春秋季节每3天给孩子洗1次澡，夏天每天洗1次或数次，冬天7～10天洗1次；孩子的衣服平常3天洗1次，夏天1天洗1次，绝不允许让孩子喝生水、吃冷饭。
育儿所除了医务组还有总务组。
总务组负责生活供应。按照孩子年龄的大小每月分别发给细粮22斤、20斤、18斤，按春、冬两季把布和棉花发给乳娘，为孩子做衣服。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到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都想办法及时送到育儿所，再由总务组分发给孩子。
虽然总务组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但在战斗环境下，这些物资的及时供应本就存在问题，即使有，不少时候也很难保证及时地发到乳娘手上。
巡视组主要是到各村巡视检查乳娘带孩子的情况，另外就是做好调查、聘请新乳娘的工作。
贯穿育儿所所有工作的，是保证被托养的孩子的安全。这方面，育儿所做得相当严格，
孩子父母的姓名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乳娘。总务组人员和医生们所分工负责的孩子所住的村庄及农户名字等信息，不准写在纸上，要全靠脑子记下来，以防路上被捕而暴露了孩子的情况。
日寇扫荡期间，育儿所的办公场所经常转移，每次转移，都要销毁所有带文字的资料，以确保育儿所机构和所有孩子的安全。
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必要的，却为后来历史资料的整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乳娘是支撑育儿所的基石，她们的具体人数，至今未全部统计出来。正是这些朴实的，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山东妇女，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她们留下了一个个传奇又动人的故事。
乳娘李秀珍哺育了育儿所第一个孩子东海。东海刚来时身体虚弱，坐都坐不稳，在李秀珍精心照顾8个月后，强壮了很多。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她一刻也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孩子爹妈为革命，咱决不能让孩子受点伤!”
一次，日寇的飞机掠过育儿所的上空，李秀珍听到后，抱起正在院里玩耍的东海就往山上跑。途中，飞机投下了炸弹，李秀珍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把孩子护在身下，结果孩子毫发无损，自己的胳膊却被炸飞的乱石划得鲜血直淌。
一次躲鬼子时，东海以为是做游戏，边跑边笑，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三个伪军和日军士兵端着枪朝他们藏身的山洞走来。李秀珍见状忙把东海留在山洞里，自己跑了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李秀珍故意提高音调，压住东海的声音。但狡猾的敌人并没上当，一顿搜查后把东海找了出来。李秀珍发疯般地扑向拖着孩子的伪军，与其撕扯起来。敌人将她推倒在地，拳脚相加。
面对伪军的威逼诱惑，李秀珍始终坚称孩子就是自己的，不说一句抗日秘密。最后，趁敌人不备，她抱着孩子跑了出来。
1942年11月，育儿所的30多个孩子被日寇包围在马石山一带。也就是这一次，日寇在马石山一带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乳娘表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
当时乳娘宫元花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周旋。夜里，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让孩子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共同用身体温暖着孩子，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撤离，才和孩子回到田家村。
同时被包围在马石山上的奶娘佟玉英，抱着托养的孩子王文胜躲进深山。山上，有多得像蚂蚁一样的鬼子在搜山，头上有多架飞机在空袭。
寒冬，天气酷寒，天空还飘着雪花。王文胜冻得发抖，哇哇啼哭。暴露目标可不得了，佟玉英吓得赶紧解开上衣大襟，把王文胜揣进怀里，王永胜暖和了，停止了哭泣。
她自己的儿女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手脚都冻麻了。她低声呵斥女儿别哭，而她自己何尝不是在忍受着呼呼的北风针扎似的痛。
东凤凰崖村乳娘初连英，1942年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小的孩子正是需要奶水的时候，她听到有些八路军女同志为了早日返回前线，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育儿所的消息后，主动到育儿所抱回个叫爱国的孩子奶养。
大家担心她自己的孩子太小，断不了奶。初连英表示：“爱国的父母为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舍得扔下亲骨肉，我为她们带带孩子，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什么？”
1942年9月，东凤凰崖村的姜明真从育儿所接过刚满两个月的福星，为此她毅然提前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
不久日军“扫荡”，姜明真和婆婆带着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在山上。喂奶时，两个孩子喂一个，另一个就会哭闹。为了避免哭闹暴露目标，她让婆婆照顾着福星，自己抱着仅10个月的孩子去了另一个山洞里。
当她刚刚返回福星和婆婆藏身的山洞时，敌人就开始轰炸，她紧紧把福星搂在怀里。在敌机轰炸的间隙，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婆婆硬要出去看看。姜明真说：“妈，千万别出去，要是被搜山的鬼子发现了，福星就保不住了。”婆婆只好噙着眼泪咬牙坚持着，福星安然地躺在姜明真的怀里。
鬼子撤走后，她和婆婆扒开洞抱出自己的孩子一看，孩子的手脚因在洞里爬来爬去，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嘴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嗓子哭哑了，肚子胀得像小鼓，回家不几天就夭折了。
姜明真强忍无限的悲痛，告诫自己，为了福星，决不能倒下去。从此，她把母爱全部倾注在福星身上，把孩子养到3岁，让其父母领走了。
福星并不是姜明真收养的唯一的孩子，在那几年里，她先后收养了4个八路军子女，他们都好好的，而她自己的6个孩子当中，因为战乱、饥荒和疏于照顾，先后夭折了4个。
1942年初冬，东凤凰崖村二女儿刚不幸夭折的肖国英，接到了育儿所送来的一个12天的小男孩。孩子名字叫远落，瘦弱不堪，老是拉肚子。
为了治好远落的病，肖国英三天两头跑到育儿所去找医生拿药。为了让远落吃上充足的奶水，大冬天，她让丈夫到河里砸冰窟捞鲫鱼，熬成汤喝。
伺候好远落不易，可最让肖国英害怕的是鬼子的扫荡。在躲逃中，她3岁的女儿吓得大哭不止。她怕暴露目标，就把自己女儿扔在草垛里，任她在那里哭闹，自己却带着远落躲在山坳里。几天几夜，不知道女儿的下落，她的心像被揪去一般。
平日里，做针线活的时候，她把远落放在怀里；上山干活的时候，弄在背上背着，一刻也不敢撒手，生怕他有个闪失。
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部分孩子要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落远的亲生父母也来接孩子。为了怕肖国英伤心，村干部故意把她骗出去。回到家，她发现孩子被接走了，号啕大哭，茶饭不思，大病一场。
为了这些革命的后代，即使那些年迈的老人也在尽着自己的一点力。
东凤凰崖村乳娘沙春梅抱回育儿所3个月大的小春莲奶养，年迈的婆婆为了让儿媳专心带好孩子，她起早贪黑把家务活全揽下了。春莲5岁时，前方的父母把她接走了，全家人吃不好、睡不香，做梦也和小春莲在一起，婆婆也因想念春莲哭成了耳聋病。
然而，大部分乳娘没有留下姓名。
为了那句“我在孩子就在”的庄重承诺，胶东乳娘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她们有的狠心舍弃亲生孩子护乳儿，有的落入敌掌全力护乳儿，有的深山雪夜用体温暖乳儿，有的破冰求鱼哺乳儿，有的以血代乳救乳儿……
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胶东育儿所内儿童由初时的2人增加到220人。
此后育儿所继续举办，直到到1952年间胶东育儿所由乳山县人民政府接管。在胶东育儿所存续的十年时间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一共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面临敌人的残酷“扫荡”和数不清的磨难，她们怀抱着孩子，越荆棘、攀险崖，躲避着敌人的搜捕、追杀，在那个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4%的年代，胶东育儿所的革命后代无一伤亡，堪称奇迹。
这就是人民军队对百姓以命相救，“红色乳娘”对乳儿以命相助。
